河北空管分局传承爱心，完成生命接力

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

如果没有足够学术敏感的话，哪怕非常有价值的题目摆面前，你也可能失之交臂。就此而言，也存在对中学的了解够不够的问题。

老师讲的时候当然要把关键的地方讲出来、讲清楚，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大问题是有关您的求学历程以及其中对您学术成长最有影响的人和事。但如果你的哲学修养不够，你处理的又偏偏不是你的本行，而是哲学问题，那人家用哲学的标准来审查你的论文，对你否决，就是完全正当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还没有30年前或20年前人家已经就同样题目写过的东西写得好。如果一个学界中人在社会大众中的知名度较高，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却乏善可陈，没有多少专业同行认可的学术作品，那就应该静下来自我反省一下，是不是虚荣心太强，过于享受被世俗大众追捧的所谓知名度了。

对此，有人就愤愤不平，认为为什么我们要学西方而西方可以不学我们呢？那么我们干脆也不学他们的算了。今天的你已经不是昨天的你了，你比昨天又进步了，你的气象已经不同了，就是这样。当然，最直接的贡献可以从两个方面去鉴别：一是你发掘、运用了一些别人没有用过的文献，二是你处理了一些别人没有处理过的课题。

但我却看到了那本书，原来并未佚失。那门课我是认真听的，他还给我打了比较高的分数，我记得是90多分，也是我比较认真上的一门课。中国人讲盖棺论定，人只要活着，就总是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二是言之有理，你的论证符合逻辑、能够自洽。

我经常举例子说，现在之所以要求大家博士论文前面有一个文献回顾和综述。但就像储蓄一样，你得自己不断往里面存钱，才可能不断支出。

他阅读很广，看很多不同的领域的书，文、史、哲，看了之后慢慢自然会在研究和思考当中融合起来，给人一种这个学者是一个跨学科的学者这样一种感觉。学术界也有这样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很广博，其实每样都不精，不过是万金油式的人物。所以说我说，其实阅读比所谓上导师的课更重要。所以说，这个敏感是跟你自身有关的，它和你自己是否已经具备一定的程度有关系。

而我做的研究工作，读者定位并不是社会大众。这样的话才能推动整个人文世界的发展。不能挖了几下还没挖出水来，就跑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你说我明明是在从事哲学的研究，却用史学的办法来，或者我用哲学的办法从事史学研究，那就四不像，就非常危险了。

打个比方，美国人跑到欧洲，发现欧洲人会讲那么多语言，而自己只会讲英文，就会觉得自己不足。古人讲变化气质，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大陆学者和海外学者之间的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外部条件造成的。这个故事后来的人可能就不知道了。

我大概是2002年发现的，但是直到2009年，田浩（Hoyt Tillman）教授约我为余英时先生八十寿庆撰稿，我就把《理学录》的文章写出来，作为给余先生的寿礼。一方面，不是每个学者都有这样一种意识和自觉。由于我对牟先生的著作很熟悉，看到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那部书，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应该是全集没有收录的。具体包括如何积累知识、进行学术研究和如何看待和运用中国治学传统等问题。研究方法是邀请人文社科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介绍他们教育和学术经历的人生故事，分享对如何协调中西知识体系的看法和实践。不过，这得是在你原有的领域和课题得到充分研究之后才能够转移阵地的。

它的意义在哪里？意义不只是让你搜集一些信息，关键是要你去了解现在你要做的这个工作在整个相关的领域里面，和以前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相比，你的题目有没有价值。恰恰相反，很多真正一流的学者对此危险都很警惕，很注意这样的一种趋势和学风的恶劣影响。

该研究以中国人文社科学者的治学方法、态度和理念为内容，旨在探讨在西式的学术体系内中国人文社科学者们的治学经验和对待治学传统的态度。比如说，我是历史系的学生，我得到了史学的博士学位。

哪怕人数不多，彼此大家能够了解，那也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即使不到西方学习，像唐君毅、牟宗三先生（牟宗三先生是我们北大的校友），并没有到西方去学习，但他们是可以直接阅读西方的著作并消化和吸收的。

他应该是30年代生人，如今当然年龄很大了。我有一次还在途经南京时特意去看过他。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种讲法，其实是一种想象的，说古代的书院多么理想，现在的大学已经不能培养那种把学问当成一种内化的气质的人，只能当作一种知识了。在我看来，读书要比上课的收益更大。

没有这个自觉和意识，一切无从谈起。至于我自己，还是想先把计划中的一些研究工作完成再说。

此外，还有一些当时属于青年人的学者，比如吕妙芬，当时刚刚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中年学者除了李明辉先生之外，还有杨儒宾先生等人。

如果既能了解中国的又能了解西方的，其实是占了便宜、掌握了更为有利的主动权。它预设你已经阅读了很多东西，如果没有的话，那当然要补充。

如果我们的解释可以信马由缰，完全脱离文本，解释就完全成了解释者的自我表达，文本自身的意义便失去了。我认真看了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记得认真看了两遍。做学问首先是要建立知识。更好就是希望自己更有智慧、自己的学识、判断、眼光、品位，比昨天更好。

国内有学者原来写过一本书，专门考证黄宗羲的著作。不然的话，你没有那个基础，能够上到的塔尖也不会有多高的。

对不对？这就是虽然没有博士学位，但实质上具备了专业资质的情况。这种情况之下，不要说讲得足够不足够，讲得对不对都成问题啊。

所以说，从大学开始，我就养成了直接阅读英文著作的习惯。当然，也有人说，我干嘛要这样呢？我就一天到晚混吃混喝、跟着感觉走，用王阳明的话来说就是随躯壳起念。